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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随感(3)法治与信仰

2020年07月20日 09:53吴青萍 A | A

    法治与信仰

    法律制度的物质性无非体现于其可见可触(如法院、法官、法庭)上。法律观念的精神性则是其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是不可见不可触的。法治社会在中国如何这样难以建立,不是其物质性的法律制度难搞,而是精神性的法律观念难立。法律观念究竟有些什么具体内容,姚建宗在《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中提到了法律情感、崭新的法律态度、主人翁的独立意识、社会成员的自主性、政府的绝对守法义务等,但相对于标题关键词“信仰”而言,其认知的层面似乎还不够根本。我认为最根本的法律观念应该是与宗教信仰与生俱来的契约意识,它是对上帝的信服虔诚(继而扩散至人际间的信守承诺),具体表现在其经书里上帝的各种教导要求必须遵守,慢慢便滥觞演进为一种诚实求真守信等超越现实利益的精神性目标。假设没有这样的宗教信仰高度,是不可能将这种精神性目标奉为至高至坚的,一遇到现实利益的缠绵,就可能放弃契约诚信,而同权势利益沆瀣一气了,这样便没了法治的可能。

    古希腊既是现代科学理论的思想策源,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思想策源,还是现代哲学思想的策源。亚里士多德则是法治思想的鼻祖。在他看来,良好的法治与人们既定的思想信仰无疑存在着必须的被决定关系。理解他这段话:“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要是城邦订立了平民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平民情绪,或城邦订立了寡头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寡头情绪——这终究是不行的。……应该培养公民的言行,使他们在其中生活的政体,无论是平民政体或者是寡头政体,都能因为这类言行的普及于全邦而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显然,公民们的所思所想是对法治的实行状况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方面(我国孟子有名言曰“徒法不足以自行”,他也看到了光凭法令本身不足以达至法治社会。此点应是我国古人关于法治实现的比较全面性认识,确实可贵。但进一步再析,究竟欲何才致法治呢,孟子却偏向于权者的“善政”方面,于是他的法治思考说到底还是集中【局限】在法律制度的政治器物层面了)。而不同族群的公民们所思所想究竟有什么区别,这种区别是如何产生的,它与既定的法治(宗旨)执行中有着怎样的影响关系呢?

    我想,亚里士多德敏锐的看到了人民思想对法治(实行)的影响,但是否看到了不同人民不同思想如何影响法治呢,进一步,那种缺乏精神信仰的族群的思想究竟有什么特点,它们怎么影响法治,以及这样思想的族群里如何采取适宜性改革改进措施来扎扎实实地推行法治?他应该没有考虑这些吧。比如我们中国的观念文化就是典型的世俗文化,其追求特点是器物功利性的,其核心价值是官本位的,这种文化背景决定它不可能拥有那种抽象的一般的理想的公平取向以及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的远大深着的理性追求(换言之反过来看则是短浅的近视的利害纠葛更多),这种思想文化土壤能不能搞法治,搞怎样的法治,如何将那样的法治搞好,这些问题未必没有一个肯定的向好的答案可能(比如上世纪30~40年代革命圣地延安的法治状况就很为人们赞肯,个中究竟存在怎样的规律性,如何通过它来解读整个中国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包括法治制度和法治精神的问题呢)。总的看,姚文从深层次上推出了法治中精神意蕴的根本性作用,但并没有清晰回答不同观念文化之下搞好各自法治的自洽理论问题,有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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